第二章:我的青年时代

    策划暴动

    ^h  也许有些离题，但为了能让读者理解我是如何走上将《论语》中的教诲实践于处世这条道路的，我觉得有必要在此简单陈述一下我投身实业的过程。如之前所述，也是我决心依据《论语》处世，并以《论语》为准绳实践于实业的过程。

    我向汉学专家也是我的表哥尾高惇忠（蓝香）学习汉文典籍时，也一直激励蓝香继承家业而从事工商业。我十七岁的时候，家业昌盛，故乡的武藏国血洗岛村（现琦玉县深谷市）的领主安部摄津守命令我们村筹备一千五百两的御用金，我的父亲也准备了五百两。那时，我作为父亲的代理人，去拜访了距离我们村大约一里的冈部村领主的宅邸。当时，官吏态度非常傲慢无礼，我愤慨地想这也是由于幕府的政治临近破产了吧。正在那时，时局发生了变化，指责德川政治的呼声开始高涨。很早便去江户的尾高惇忠的弟弟长七郎等人对天下大势十分明了，每次从江户回来都给我讲当时的情况。文久三年（1863），二十四岁的我第二次去了江户。在江户，我在海保渔村的海保塾学习儒学，在千叶荣次郎的千叶道场学习剑术。此后，我深深地被之前所学到的国体论所感动，于是，我决心放弃农业，报效国家。

    我只在江户逗留了四个月便回到了故乡，同姓的涩泽喜作与我推崇尾高惇忠为领袖，我们三人集合起来进行了秘密商议，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起暴动。我们想首先从讨伐大名开始，利用其兵力攻击外国人的居留地横滨，这样幕府便会受到外国的非难，继而将之颠覆。

    但是，由于尾高长七郎谏诤说这是鲁莽的行为，使此次计划仅仅停留在设想上，而这期间，幕府的侦探八州取缔（当时的警察机构）得知了我们的计划，并作出了相应的戒备。想来我们已经不可能在故乡悠闲自在地待下去了，还不如离开故乡暂且去京都静观天下形势更好，于是我和涩泽喜作便前往京都。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文久三年（1863）十一月八日。

    到了京都以后，发生了一些事情彻底改变了我长期以来的过激思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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