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式、动机和机会三者的融合，从累积的自由时间这个原材料中，生产出了认知盈余。

    真正的变化来自于我们认识到这种盈余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会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它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让我们为彼此创造机会的机会。

    低成本实验和巨大的潜在用户基数意味着如果某人萌发出一个*需要数十人或上千人的参与才能实现的点子，那么现在他就能以非常低的成本进行尝试，并且无须事先得到任何人的允许。

    所有这一切都已然发生。这些变化既新奇又让人惊讶，但是最基本的改变已经完成。

    尚未发生的、尚未解决的，是当我们将世界的认知盈余作为一个共享和累积的资源来看待时，何种利益最终会从中凸显出来。

    鉴于创造性和慷慨行为的爆炸性增长，我们可以假设，对这个盈余的良好利用指日可待。

    这话不假，但是只是针对某些潜在应用而言。体现了个人和公用价值的资源正逐渐将这个世界充满，这些价值主要是由参与者创造和捕获的。

    处在光谱这一端的

    “大笑猫”实验目前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。然而，在光谱的公民分享那一端，我们不能指望各种能为社会带来益处的新活动自动发生。

    创造一种能给社会带来更广泛利益的参与性文化，可比分享几张搞笑照片要难得多。

    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住这种社会变化呢？我们见到最早的对认知盈余的成功利用，是在技术团体中进行的计算机编程工作，在那里，人们充分理解协作行为，参与的文化障碍少之又少。

    致力于类似apache、linux这样的开源项目的程序员，通常被定义为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参与的人。

    伯克利的一位政治学家史蒂夫·韦伯（steveeber），也是开源代码运动最伟大的历史记录者之一，在他的著作《开源的成功》（thesuccessofopensource）中提到，不论是协作成本的减少，还是最终结果技术质量的提高，都不足以解释为何人们会选择参与开源代码项目。

    相反，大量的核心程序员必须

    “对整个过程持有积极的规范或道德效价（normativeahicalvalence）”，也就是说，必须做出一个深刻的判断，认为社会性生产是发明软件的正确途径（这正是第5章中提到的多米尼克·弗瑞的观察的实际版本，程序员每天在实践的重新整合的价值受到文化的强烈影响）。

    </p>